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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九七四年春天的日子里

  在一九七四年春天的日子里

  刘郎闻莺1974年5月6日(立夏节)

  一九七四年经典美文春天的生活是令人难以忘怀的。

  春去夏来,三个月春天的生活眨眼就过去了。三个月,在人生历史长河中只不过短暂一瞬间。这个季节的生活也无非是万花丛中的一束。可是,它的每一天,发生的每一件事,都在我人生经历上打下深深的烙印,并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  还是先从家庭经济情况和生活状况说起吧。

  家庭经济情况和生活状况必定给家庭成员带来一定的影响。

  一九七三年,我国农业喜获丰收,是连续十二年获得丰收的第十二个年份。我家所在福兴生产小队也一样获得丰收,因此,家庭经济情况和生活状况都有所改善。一九七三年,我家从生产小队分得稻谷接近四千斤,分得薯块也是接近四千斤,还分得一百多斤春收杂粮。按照全家七口人计算,人平有将近六百斤主粮,六百斤杂粮,说实在话,这个水平是不低的。可是,由于历年遗留下来的欠粮必须部分的清还,以及由于父亲患病添了许多来吃饭的客人,又添了做工的工匠要吃饭,再加上我们兄弟正处在长身体的关键时期,这点粮食要保证一年的食用,要度过今年的荒月,将是十分困难的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,只能是勒紧裤腰带节省一点,借点钱买一点黑市粮来度日,以解决荒月的问题。

  用钱也是很紧张的,父亲治病吃药要用钱,供给父亲的食品必须要提高质量,这里也需要用钱,招待每天来探视父亲病情的客人,准备父亲的丧葬材料,都需要用钱,然而,钱却是十分有限的。一九七三年福兴生产小队年终决算,我们家进钱一百多元,今年开春时节,家养的一窝仔猪散卖了五十多元现金,送一头肥猪给国家,卖得八十多元现金。此外,大队和生产小队借给我家一百多元现金,再加上家庭成员在一九七三年腊月获取的其他一百多元现金收入,合起来差不多五百多元收入。这是一笔可观的数字,可是就在这个春天,就是这短短的三个月,我们便将这些钱用得干干净净。可以说,家里再也找不到一个铜板了。还在三月间,家里就露出窘相。那时,每天要花几角钱给父亲买肉吃,还有其他的日常开支。我们兄弟没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魔方,就只能是东挪西借,变卖祖产,甚至把破东烂西的杂货也捎上,让它们去换几分钱来帮补家用。尽管如此,我们依然贫穷,依然不能够解决入不敷出这个难题。

  粮食短缺,经济紧张,燃料也成为一个大问题。

  有时,米下锅了,竟然找不到一把柴来解决煮熟的问题。在这种条件下,我一面到生产小队参加劳动,一面和兄弟们操家务心,做家务事。每天天刚亮,我就起床做事,做到天漆黑、满天星斗才罢手回家。做了公事做私事,太阳下山,生产小队收工了,我便去弄点柴草来烧饭,往往是头天准备次日的燃料,如果下雨,一家人就只能是张嘴望天了。

 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过多的劳心劳神,弄得我精疲力竭。可是,我还要读书学习。我读书的时间自然只能是放在晚上进行,也只有在晚上,我才能静下心来读一点书。

  伴着一盏如豆的油灯读书,我又觉得很充实,很有意义。每到晚上,除偶尔参加生产小队的会议和接待朋友外,其余时间我都用在读书上。一般一个晚上读三四个钟头的书。一家人数母亲睡得迟,母亲睡后,我差不多还要读一个小时书。

  我的身体是比较好的,白天劳动,晚上读书,一天的睡眠休息就那么五六个钟头,长期坚持下来,一般人是吃不消的。其实,我自己也是感觉到吃不消,只是比别人的韧性好一点罢了。读书的时候,读着读着就熬不住了,然后趴在桌子上睡觉,写字时也是这样子,经常是迷迷糊糊的,写着写着就睡着了。即使没睡着,也经常走神跳间,搞错格子。当我醒后再读书时,就先在斗室踱步,或者抽几支叶子烟,或者以冷水浇头,以此赶跑睡神,战胜困难。

  今年的读书较往年读书有所改变,往年读书,主要读文学作品,兼读一点马列毛著,还读一点报刊杂志,主要有《湖南日报》和《红旗》。一九七三年,我觉得这样漫无目标读书不好,就改变了读书方向,以读政治理论书籍为主,如马列毛著,党报党刊,兼读文学作品和语法书籍。往年读书,总想多读一点文学作品,将来学写小说。现在,我不这样想了,也觉得没有多大的可能性。我现在的想法是下一番苦功,读马列毛著,研究政治经济学、哲学和军事学。很有可能,我弄不出一点名堂。但是,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,我是有一番决心的。

  具体来说,今年春天我读了如下一些书籍:每天的《湖南日报》,每周的《湖南科技报》,每期的《红旗》杂志;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;列宁的《怎么办》、《论马克思恩格斯》;斯大林的《论列宁》;周恩来的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》。还有《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》、《鲁迅杂文书信选》、《彷徨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、《红旗插在大门岛》、《湘西歼匪记》、《风雨的黎明》、《沸腾的群山》、《艳阳天》、《边疆晓歌》、《虎子敲钟》、《高玉宝》、《数学家算账》、《郭亮外传》等等。

  我一边读书,一边做笔记,有理论方面的,有文化方面的。

  另外,我还和苏小荷谈了一次爱。

  一九七二年春节,我在大队文艺宣传队认识了苏小荷。那时,她才十三岁半。从第一次见面起,我就开始喜欢她。其实,我那时也是一个嘴上无毛的少年,才刚满十七岁。

  一九七二年腊月,大队再办宣传队时,我和苏小荷又在一起呆了二十多天,每天都要呆到晚上十二点多才散去,晚上主要活动是排练和演出。这时,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这个姑娘了。

  一九七三年,苏小荷没有读书了,我们也偶尔见过面。特别是当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时,我和她虽然不坐在一起,却总是拿眼睛互相看着,目光一对上,浑身便有触电般的感觉。

  一九七三年腊月,我和苏小荷第三次在大队宣传队相聚,我感到我和她都长大了,虽然,我不过是十九周岁,她十五岁半的样子。我们总希望天天快一点见面,见面后就不想分开。宣传队有二十多号人,有许多许多的事情,别人无意把我们弄开了,要不了多久,我们自然又走到一起了。每逢排练或者演出节目,苏小荷总是找我去报台词,或者帮她拿衣服。有时候,她也撒一点儿娇,在后台化妆,换下的衣服拿在手里,总是用清脆甜美的声音喊:谁帮我拿衣服哟!旁边又没有别人,她一边喊就一边把衣服甩到我的怀里。我总是乐意为她做一点什么,每逢拿着她的带有她体温的衣服,我心里总有一种亲切感、幸福感。

  我和苏小荷在一起,其实什么都没说过,只是互相间有过好感。苏小荷经常到我家里来玩,有时来吃饭,有时来吃夜宵,有时也住下来。在大队宣传队时候,似乎有几对对子,我自己感觉到我和苏小荷也可以算一对。而且我的心里总认为她就是我的。苏小荷长得非常漂亮,许多男青年都喜欢她,都对她很友好。

  今年正月一过,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任务就完成了。我和苏小荷自然也就分散了,她回到苏家庄她所在的生产小队,我也回到福兴生产小队。一分散,我就发现眼前总有苏小荷的影子在晃动,她如同魔一样的在我的脑子里跳跃着,弄得我神魂颠倒,有时连书也读不下去了,我觉得我是深深地爱上她了。思想上一旦缠上这位姑娘,小伙子便无法解脱。我实实在在想:苏小荷爱不爱我,能不能嫁给我,我能这么直白地问她吗?当面问总是难于启齿的。于是,我便想到了写信。其实有一点我是明确知道的,苏小荷是不会嫁给我的,我们相差毕竟太远了。但是,我想弄清楚,她到底爱不爱我。

  探寻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
  苏小荷知道我爱读书,有一次她见到我便说要找我借书看。我的小弟和她的大妹同在立新小学的一个班上读书,我们便通过他们的手给我们传递书和信。

  第一封信是我先写的,我称她为“苏小荷”。没过两天,苏小荷就回信了,她称我为“白川”。这一来一去的两封信都没有遮拦,是公开的,也就夹在所借的书里。那时我就想,如果苏小荷给我回信,便说明她愿意和我通信。从第二封信起,我就将信装在信套里封了起来,苏小荷的第二封信也是这样做的。我在第二封信里,将她的称呼变成一个“荷”字,她也将我的称呼变成一个“川”字。这在我是投石问路,而且一问就有门路了。在第三封信中,我称她为“亲爱的荷妹”,她称我为“亲爱的川哥”,而且她坚持把这个称呼一直用到最后第九封信时为止。一声“亲爱的川哥”令我快活了一个季节。尽管我没日没夜地读书,做繁重的农业工夫,尽管我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,每想到这一声娇滴滴的称呼,我就快活,我就浑身是劲,就忘记了家庭和人世间的一切苦难。我自己都感到奇怪,这个俏妹子怎么就看上了我?

  我们的恋爱信在一封一封地通下去。我们在通信中谈读书,谈理想人生,谈家庭苦事和烦恼,当然也谈爱情。信写得进入自然境界,无形中便长了起来,有时候,一封信要写九页稿纸才算完,这样长的信是断断续续写完的,一般得写几天,因为我要做工夫,没有多少闲时。每逢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,病重的父亲就要走拢来问我:是写信吗?给谁写信呀?他隐约地感到我在谈恋爱,并且隐约地感到我在和谁谈恋爱。苏小荷到我家里来过多次,父亲看得出我喜欢这个姑娘,父亲当然也喜欢这个高高大大漂漂亮亮的姑娘做他的儿媳妇。所以,这时的父亲好像病痛也减轻了许多,我也可以看见父亲那病态的难得一见的笑容。

  每当小弟带来苏小荷的信,我的心里便乐得开了花,接过信后便一个人躲着去读,去品味,去享受,这种感受伴我度过了春耕大忙,麻鞭水响的一个春季。

  燕子花开犁的一个晚上,我去了苏小荷的家里,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去她家里,是她邀请我去的。我很不安,害怕她的父亲,先是不敢去。爱情的力量却是那么强大,我竟打消一切顾虑去了。那天天黑以后,我一人摸黑动了身,走富家龙东�Y那条去苏家庄的田间老路,走进苏小荷的家,只见她的父母亲在煮猪潲,她在火塘边烤火,她的弟弟妹妹在后边厢房里做作业。我和苏小荷并排坐在火塘中央那个位置上,默默地坐着,不敢开口说话。她的父亲是共产党员,是大队支部副书记,他说话很和气,他当然也知道我是谁。我在那里坐了一个晚上,主要是他的父亲和我说话,一般都是他问我答,他是有一搭无一搭地问,我是有一搭无一搭地答。起先,我感到很别扭,浑身的不自在,后来也就习惯了。苏小荷和她的母亲只是偶尔插一句嘴,我才和她们说一句话。猪潲快煮熟了,要给铁锅加米糠,她的父母一起离开了火塘。这时,苏小荷迅速地将一叠信纸递给了我,我心领神会,迅速地将信纸放进衣袋中,她的父母亲自然没发现我们的这个动作。我估计苏小荷叫我去她的家里就是领这封信的,并不是苏家父母要认女婿或者是要指斥我。于是,再坐过一会儿后,我就起身告辞。这时,外面的天是伸手不见五指,苏家父母一定要我将他们家里的马灯提过来,我只好照办。

  苏小荷交给我的这封信非常长,对外人来说也非常秘密。不然,她会交给她的大妹带给我的。看信前,我做好了思想准备,准备她说我们不谈了。怀着这种最坏的打算的心情,一到家我就展开信读起来。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,这封信里,从字词句到内容,她都比过去更加爱我了。

  早稻秧长出小针叶,慢慢变青长高,慢慢繁密起来,并且可以“跑风”了,这意味着快要插早稻了。在一个皎洁的月夜,苏小荷一个人来到我的家里,她说她是从团支书蓝姐那里来的。她说,她的父母亲都知道我们在谈爱,大队党支部也知道这件事情,他们都不同意我们再谈下去,并且委托团支部做她的工作,叫她退出来,不要再谈了。

  苏小荷进我家门的时候,夜已经很深了,我们新堂屋和全屋场已经开始寂静下来。我住在新堂屋西边中厢房里,房里有一桌一椅一床,桌上有一盏台灯,我坐在床沿上,把椅子让给她坐,她没有坐椅子,而是和我并排坐到床沿上。那是一部老式龙床,是我父母亲结婚用过的,全杉木红漆做的,有一条榻凳。床沿只有中间一部分是敞开的,刚好坐两个人。我们坐在床沿说话,苏小荷说了很多,大概是说了外界的态度和对她形成的压力以及她的无奈。我静静地听着,并没有惊愕。从一开始,我就预知了这样一种结果。我知道苏小荷是不会嫁给我的,当初我只是想弄明白,她爱我还是不爱我。苏小荷说她现在还小,还没有到谈爱的年龄,她还只有十六岁。我对苏小荷说,我也不大,才十九岁多一点,也不应该就想个人的事情,应该多读一点书,过六年再说吧。苏小荷也说要过六年再考虑个人的大事。

  后来我们商量处理书信的事情,共同的意见是不退给本人,各自烧掉算了。

  我们好说好散,平和分手。我送苏小荷走出新堂屋。这时,蓝姐和同苏小荷一起来的那位女伴就等在外面。月光如水泻地,苏小荷走了,我望着她减去渐远的背影,心里还是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。

  这件事没过两天就被别人公开了。一天晚上,我的好朋友良君来到我的家里,向我索讨苏小荷写给我的信,他不相信苏小荷会爱上我,想亲自看一看苏小荷自己是怎么说的。我毫无保留地将一叠信拿给他看,他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看完。然后,我们找来一个火盆点着火,将信一页一页投入到火堆中去。苏小荷充满柔情蜜意的九封信在良君的监视下,化作一股青烟弥漫于我的卧室。之后,我又将苏小荷送给我的一个精装的蓝皮日记本也一页一页撕下,投入到火堆之中。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很多的读书笔记,扉页上还留有苏小荷希望我多读书的赠言。塑料封皮在火堆中发出一种焦糊的气味,闻起来就叫人难受。说实在话我很舍不得烧这个日记本,苏小荷当时是当宝贝送给我的,她自己恐怕都没用过这么好的日记本,我是连见都没见过。我是怕以后看了就伤心,横下心烧掉算了。

  几天以后,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,我的父亲去世了。他当然不知道我和苏小荷决裂了,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,心里增添了一丝微笑,他幻想着俏丽的苏小荷会成为他的儿媳妇的。

  春天就这么过去了,说不完的一九七四年春天!

  我埋葬了我的父亲。

  我埋葬了我的爱情。

  我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向。

  我每天劳动读书达十六个小时,拖垮了我的身体。

  我还是要说,谢谢你,一九七四年春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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